将“五多”挡在新体制的大门之外

来源:解放军报作者: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徐水桃责任编辑:向雄
2017-04-12 08:48

“五多”的前世今生

■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徐水桃

郑化改绘

“五多”,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。然而,“五多”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化、变异,又时时透着“新鲜感”。

早在1953年,军地工作中就出现了“五多”:任务多、会议集训多、公文报告表册多、组织多、积极分子兼职多。同年8月,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中就加重连队负担的“五多”问题批示:报告“所指出的问题,极为重要,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”。

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,“五多”一般指的是:会议多、文电多、工作组多、检查评比多、上层活动多。近年来,随着反“四风”改作风深入推进,“五多”现象有所遏制,但还未得到根本性纠治。旧“五多”未除,新“五多”又生,导致基层忙乱、机关乱忙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兵对改革的“获得感”。

一支军队的现代化转型,注定是一场浴火重生的艰难蜕变。当前,中国军队正在疾步走进“新体制时间”。新体制描绘出的壮丽图景,是中国军队从未有过的精干高效、指挥顺畅,也是全军官兵热切期盼的破旧立新、轻装上阵。习主席强调:“要加紧转变职能、转变作风、转变工作方式,加紧学习新知识、研究新情况、解决新问题,尽快适应改革后的新格局。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纠治“五多”当作改进指导服务的重中之重,瞄准根源用力、拿出硬性措施、务求根本解决,无论是老“五多”还是新“五多”,都将其挡在新体制的大门之外!

■旧“五多”没完全摁住,新“五多”又产生——

别以为换上马甲就认不出你

前不久,记者到几个基层单位采访。谈起“五多”问题,官兵们在表达欣喜之余,又都感到有点无奈。

欣喜的是,“五多”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治。以“接待上级工作组”为例,据某旅统计数据,2016年他们接待上级工作组的数量还不及往年的三分之一。官兵们普遍反映,公差勤务派遣更加有序了,自己支配的时间也明显增多了……

无奈的是,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起一茬,“五多”并未得到根本遏制,又开始改头换面,披着各式各样的“马甲”粉墨登场……

近段时间,某部王指导员就被各种突如其来的通知折腾得焦头烂额。

一天晚上连队刚熄灯,忙碌一天的他正准备休息,团军务股突然短信通知:“上报2016年士官休假情况,未休假或未休完假的注明原因,具体格式在军务股网盘。”

真是“怕啥来啥”。第二天是周末,王指导员又接到宣传股电话:“从团政工网上下载关于官兵思想情况调查摸底的通知,并于下周一8点前上报相关情况。”

网络发通知,短信催材料。王指导员指着记录各种文电通知的工作簿告诉记者:“有段时间网络文电特别多,‘红头文电’和‘传真电报’去掉电头编号后通过网络往下发,深夜和节假日也不例外。”

对于王指导员反映的这些情况,官兵们形象地称之为老“五多”未去、新“五多”又来:不敢明目张胆叫公差,人情公差却多了;经领导审批下发的文电少了,绕过审批向基层索要材料的电话通知、短信通知却多了;正儿八经的会议少了,“化妆”而来的试点会、现场会、观摩会却多了……

记者通过调研还发现,在不同单位的不同时期,新“五多”还有不同的版本:有的将其总结为“试点多、观摩多、座谈多、集训多、评比多”。有的单位总结为“视频会议多、征求意见多、索要公差多、上报情况多、交流发言多”。

有的官兵说,我们对“五多”有“五怕”:一怕会议连环套,二怕材料催着要,三怕周末通知到,四怕题多背不了,五怕座谈冒了泡。在这“五怕”当中,老“五多”缀着新“五多”,新“五多”助推老“五多”,一个“多”带出几个“多”,任务与活动相伴,评比与检查相随,让基层官兵疲于应付、忙上加忙。

■纠治“五多”,难就难在不好界定——

没有哪一颗雨滴会承认是自己造成了洪灾

“五多”问题,无论是领导机关还是基层官兵,都是人人喊打,为什么成了蒸不烂、煮不熟、砸不扁、炒不爆的“铜豌豆”?

“纠治‘五多’问题,难就难在不好界定!”中部战区陆军某装甲旅旅长李铁一语中的。

多与少,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,没有明显的界线。“五多”到底怎么才算多、怎么才算少?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答案。就像“没有一滴雨承认对洪水负责”一样,即使机关基层都认为出现了“五多”问题,也很难找到“肇事者”。

调查中有官兵对记者说:搭上了信息化时代的快车,新“五多”叫做“旧‘五多’+”也未尝不可。与旧“五多”相比,新“五多”有着隐形化、小微化的特点,数量更大、频率更快,对基层建设造成的困扰和负担更加不容忽视。

单纯用数量来区分“多”与“少”,有时本身就不合理。一位基层干部去年底参加了历时一周的演习复盘检讨会,但他并不觉得这个会多余,“对战斗力建设有意义的活动,再多也不嫌多;没有实际意义的活动,再少也嫌多。”

公款吃喝、公车私用、超占住房等这些歪风,为什么能治得住?就是因为都能找到犯错的具体人、具体事、惩罚依据。“五多”问题之所以没得到根除,就是因为很难明确评判标准和惩罚依据,因此鲜有因为制造“五多”而被处罚的事例。

调查中,基层官兵说,“五多”问题久治不愈,有统筹不够、安排不科学的问题,也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不正的原因。再往深处挖一挖,似乎还是没有挖到“病根”上:没有硬性规定,仅靠领导机关自觉“随意性大”;有了硬性规定,“一统就死”影响正常工作开展。

随着调查的深入,记者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:前几年,一位机关参谋在基层任连长时经常见人就抱怨“五多”不好,但到了机关后,却凭着组织大项活动能力出色多次在领导面前“出彩头”,并提前晋职。

这个有些讽刺的故事,却反映出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现实:“五多”本身是问题,人人骂“五多”、还整天围着“五多”转,这才是“问题背后的问题”。一位基层指挥员向记者发问:面对同样一个安全检查,一个团依旧坚持进行训练,另一个团停下手头工作、有针对性准备,你说:两个团队在检查中谁受通报表扬的几率更大……

这一发问的背后,我们不难发现,错位的评价体系,才是“五多”问题久治不绝的真正根源。当我们还在用材料撰写质量、下部队检查考核数量、组织试点观摩场面等来评价机关,用单一的考核数据、检查结果、背记情况等来评价基层,利益驱使下,机关怎能不造“五多”?基层怎能不迎合“五多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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